有违规收费的，退还所收费用。
比方说，深圳市、银川市目前保留的行政许可事项，都有明确的法定依据，设定权都在国家、省、自治区层面，取消、转移、下放甚至内容的调整都受制于上位法，在相应法律法规没有做出修改之前，地方政府几无合法自主改革的空间。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语)。
[41]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依附型的臣民文化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抑制了独立社会组织的生长。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同时也带有明显的碎片化、部门化特征。这些试验区的建设，为我国深化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还存在问题。[38]张维迎、林毅夫：《政府的边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278-279页。按照党的十九大判断，时下我国已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亦进入关键时段。
[39][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4.创建新型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按照伯阳先生的观点，此处的侵犯，实指受《宪法》权利保护的行为因国家行为的存在而增加难度或不能实现。
公务员的这项纪律能否适用于在职教师呢？非常显明的是，不能适用。进入专题： 有偿补课 合宪性 中小学教师 。[16]因此，无论是教育部还是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有偿补课禁令时都遵循了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要求(即公开、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程序上并未抵触宪法。买方是否存在也许是教育部门所无法决定的，但卖方即在职教师却是其能够掌控的。
然正如正文所论，教育部制定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仅是要求教师自觉抵制有偿家教，而非不得从事有偿补课，因此，《办法》对在职教师有偿补课设定法律责任就缺乏相应的行为模式依据。一般而言，法律规范明确性审查标准的确定受到如下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规制对象。
一般而言，财产权是权利主体所享有的具有一定物质内容并直接体现为经济利益的权利。并且，在国家放宽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时代背景下，是否允许在职中小学教师兼职兼薪或在禁止兼职兼薪的前提下如何提高在职中小学教师的各类待遇，值得政策、法规制定者审慎思考和研究。退一步而言，即使我们将教师视为教育公务员，但也只有公立学校教师才可以视为教育公务员，民办学校教师不可能成为教育公务员。但是，《义务教育法》等上位法并未对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事项或与之相关的兼职事项作出任何规制。
根据2008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五项的规定，自觉抵制有偿家教是为人师表的一项基本要求。教育部在制定、出台《办法》之前，于2013年11月29日通过教育部官网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根据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4年)的规定，行政权的行使应遵循程序正当这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而程序正当具体包含了行政公开、听取意见、保障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等程序性权利和回避等四项具体要求于此，我们可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58年判决的药店案予以佐证。
《宪法》第90条第2款、第100条仅规定了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省级人大常委会分别有权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制定地方性法规。《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2009年)第27条亦规定教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抵制有偿家教。
如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于2015年5月4日向各市、县(区)教育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及省属中小学、幼儿园等单位下发了关于征求《教育部关于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意见的通知(便函[2015]154号)。而此处的关键在于，是否能从忠诚中推论出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结合我国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80条第2款规定(即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15年修正，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法》)第4章教师共计6个条文也未明确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比例原则一般包含妥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性三项子要求，其各自的具体含义为：妥当性原则系指一个法律(或公权力措施)的手段可达到目的之谓也。[19]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我国《宪法》规定的劳动权从纯粹的社会权逐渐发展出兼具社会权和自由权双重属性。可以说，从事有偿补课与实施上述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当然，如果从事有偿补课是教师资格丧失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该教师重新申请教师资格证时，《教师资格条例》完全可以规定曾经从事过有偿补课行为的教师不能再获得教师资格。
然如上所述，忠诚规定很难作为推定依据，而至于为人师表，如根据2008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五项的规定，自觉抵制有偿家教是为人师表的一项基本要求，但须注意的是，为人师表仅是提倡在职教师自觉抵制，是一项道德要求，即使有所违反，也只能受到舆论谴责，而不能成为在职教师受到开除等处分的法律依据。对于违反此三条红线的在职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
六、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供相关信息。随后，教育部又于2015年发布了《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的禁令进行了重申和明确：四、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有偿补课。
《教师法》第25条的本意并非是强调中小学公办教师是国家公务人员，而是基于当时乃至至今的社会现实强调要保障教师的工资待遇等物质利益。如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69年下达的关于‘律师惩戒法院之组成之判决中，法院在审查《联邦律师法》第43条第2项是否符合《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的规定时，就以律师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人的理解、预见能力为主要原因之一，认为惩戒法与刑法的明确性要求是不同的：惩戒法向来与刑法不同，并非各别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与相关的处罚，而是以概括条款规定对于故意或过失违反职业义务之行为科以法律上所规定惩戒罚。
四、有偿补课禁令的制定程序合宪 在形式合宪性要求中，程序合宪是一项重要的正当化事由。有学者认为，产生有偿补课这颗恶果的土壤就是应试教育。有违规收费的，退还所收费用。[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在就《规定》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言：《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就学校的办学行为、收费规范及教师的职业道德、岗位职责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有偿补课显然与上述要求背道而驰，必须予以禁止。
同时，这种期望也是不公正且是非人道的。在德国宪法学理论中，正当化事由主要是由形式合宪性事由与实质合宪性事由所构成。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并且，在这些目的中，不仅有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积极目的，而且内含了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坚决纠正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行风问题这样的消极目的。
能够作为推定依据的首先是第28条第1款有关为人师表，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的规定和第30条第1款教师应当取得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的规定。反之，即使是在对特定事项加以规制的国家法令与条例并存的情况下，如果后者的意图，是基于与前者不同的目的而对该事项加以规制的，那么适用起来时，对前者规定所谋求的目的与效果，不会产生任何妨碍。
否则，在职教师不遵守违法、违宪的规章制度，是不能受到任何处分或其他不利性法律后果的。(一)教育部是否越权 根据《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教育部享有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的权力。于此，笔者欲借鉴德国基本权利教义学所归纳概括的基本权利限制合宪性审查的三阶模式来分析有偿补课禁令的合宪性。{2}对于上引我国《宪法》中有关财产权保障的规定，无论是从制度性保障角度还是从个人权利保障角度进行理解[3]，取得财产的权利均是财产权题中应有之义：如将《宪法》上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款理解为是保障作为人权的财产权，基于财产权保护应贯穿于财产权的取得、变更和消灭的全过程[4]，因此，保护财产权必然包含着保护取得财产的权利。
[1] 在职中小学教师(以下简称在职教师)是否可以从事有偿家教或补课呢？观诸教育部和各省的规定，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经历了一个从道德要求向法律禁令的质变过程。通过全面而严格的禁令，是否能使广大在职教师不能、不愿、不敢进入有偿补课的教育市场呢？ 首先，基于现实的经济压力和生活压力，我们不能期望广大在职教师继续维持那种清贫而高尚的道德形象。
[13]《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36条：依法不具有规章制定权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参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执行。该条款与第33条第4款、第5条第4款、第4条第1款、第48条第1款和第2款、第34条、第36条第2款共同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有关平等权规定的一个完整的规范系统。
然为学者所肯认的事实是，教师收入不高是导致有偿补课难禁的原因之一。因《教育法》是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其同样适用于高等学校的教师。
